我们讨论普通投资者如何降低风险、稳住身位,无论股市如何风云变幻都能生存下来。
威廉在开场就点明了本期主线:普通投资者的目标不是战胜市场,而是无论发生什么都先活下来。降低风险、稳住身位,本身就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——先求生存,才有资格谈收益。
我们讨论普通投资者如何降低风险、稳住身位,无论股市如何风云变幻都能生存下来。
威廉在开场就点明了本期主线:普通投资者的目标不是战胜市场,而是无论发生什么都先活下来。降低风险、稳住身位,本身就是一种被低估的能力——先求生存,才有资格谈收益。
而在拉丁美洲,我们谈的是短短几年里的巨大变化——以墨西哥为例,我想它把约 2000 家国有企业私有化了。
九十年代初的拉美正在经历民主化、开放与大规模私有化,墨西哥一口气把约两千家国企推向市场。政策剧变往往意味着资产被重新定价——巨大的混乱背后,常常藏着巨大的机会。
我认为,纵观历史,投资资本的机会之好,或许可以说是空前的。
亲历过拉美频繁危机的夏皮罗,回到美国后看到了真正的差异:稳定的制度让资本可以安心长期复利。所谓“空前的投资机会”,根子不在市场本身,而在于让它得以运行的制度环境。
我想知道你如何看待这一点:这个对投资者如此美好的环境,实际上可能正悄然变得略加凶险。
威廉提出了一个清醒的追问:美国投资者的“美好环境”是否正在悄悄积累风险?再好的环境也不会永远不变,居安思危——审视繁荣背后的裂缝,是长期投资者应有的警觉。
在高盛,你学到了如何在更低风险下博取更高回报?
威廉让夏皮罗回顾高盛特殊机会组的经历,因为那正是 2002 到 2007 年市场机会密集的年代。在这里学到的核心命题是“更低风险、更高回报”——不是靠冒险博取收益,而是靠更聪明的方式寻找不对称的机会。
相比之下,早年在 2002、2003 年,当这个市场相当火热时,我们却在买入这些贷款组合。
市场火热时他们反而买入贷款组合,因为可以对组合里每一笔资产做最坏的假设——如果连最坏的情形都已计算在内,那么之后发生的任何事都只会是惊喜。用悲观定价换确定性的向上空间,是逆向投资的精髓。
这是一件极具启示的事;而把这件事想透,是一种重要的自律。
夏皮罗的判断标准朴素而深刻:任何投资之前先问一句“我愿不愿意把自己的钱放在这里面”。把这个问题想透,就是最好的风控——它让你在行动之前,先诚实地面对风险与回报。
而我认为,说到底真正奏效的,是我们帮助人们创办了一家又一家新的投资公司。
夏皮罗把成功归因于“帮助天才创办一家又一家新基金”:你提供资源与信任,对方带来超额回报,双方利益在合作中深度捆绑。这种扶上马送一程的模式,比单纯寻找成熟基金更能创造超额价值。
而一旦你懂得了这一点,我想,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几乎就变得有些不同了。
当研究表明决定一笔投资成败的更多是“人”而不是“机构”,你看待所有公司的视角就变了:组织只是人的集合,真正驱动业绩的是少数杰出个人。找到并跟随这些人,比追着机构名气更重要。
也就是说,研究表明,小基金不仅表现更好,而且实际上更安全,因为它们的风险确实更低。
“小基金表现更好”不算反直觉,“小基金反而更安全”才是真正颠覆认知的发现。规模小意味着不必追逐平庸机会、可以只下注最有把握的领域——限制规模,反而同时改善了回报与风险。
而说到利益一致,我认为,利益捆绑是世界上最迷人的话题之一。
优秀的基金创始人是放弃高薪和稳定、把自己的钱和名声一起押进去的人——这种利益捆绑是极强的前置筛选。当别人愿意承担巨大机会成本来创业,你跟他站在一起,往往就是站在了正期望的一边。
以高回报率将资本投入这门生意的机会。
夏皮罗眼中的一种投资类型是“判断驱动型”:看中一门有定价权、能以高回报率继续吸收资本的生意,然后做出判断。投资的起点往往不是图表与数字,而是对一门生意本质的独立判断。
我认为,随着投资者日渐成熟,他们会找到方法,产出相似的工作成果。
不必人人都像彼得·林奇那样永远高速运转——高强度的个人英雄主义难以持久。成熟投资者懂得借助优秀的网络与利益一致的伙伴,用更可持续的方式产出同等的成果。
而那是一种价值,说实话,我认为它运作得相当好。
夏皮罗说的是“先给予”的价值观:慷慨地给出建议、引荐与专业,看似单方面付出,最终却会以信任和回报回到自己身上。长期主义不仅适用于投资,也适用于经营人际关系。
这是我看到的一种模式;但同样要记住,优秀创始人身边的杰出投资者,形态各异、千人千面。
人们容易给优秀投资者套模板——比如一定要是台上的明星。但现实是,卓越的投资者风格千差万别:有人高调,有人专注埋头做事。识别人才的关键,是放下刻板印象,看真实的业绩与质量。